思无邪

到今天上午为止，进入汶川和北川的两个记者仍然没有回音，两天之前用军用电话传回来一个消息之后就杳无音信，之前所做的计划都不得不作调整。其实上周五我就很乌鸦嘴地说过：别看新闻说道路已经打通，通讯基本恢复，说不定进去以后你就发现电话、网络、手机统统不通…………
当时都觉得已经是灾后很长时间了，应该不至于，结果……
于是只好在后方多做一些文章。首要的一个目标就是下午14：28的默哀，但是由于重新讨论的东西太多，等到基本有了眉目，一看手表已经14：02，连忙又冲刺一样向外面跑。幸亏我们杂志社离天安门不远，按常理出租车开个七八分钟就能到了……但是这是在北京，不堵车就不叫北京了，再说还是拐向长安街，再说还是在这个几十分钟之后就要禁止汽车开动的时刻……我们被堵在了北池子大街上，只差一个拐角就到了，但是就是动弹不了，还剩下五分钟，我们只能跳出车来，像狗一样拼命奔跑。
就在我跑的时候，突然汽车的喇叭声开始鸣响。我下意识地站住，准备开始默哀。但是身边的人群却仍然在向天安门移动，许多人开始跑到平时不许涉足的长安街中央，和跳下车来的司机说话合影。有照相机的开始不断地闪光灯，有手机的开始掏出机子左右笔划地拍。我环顾四周，没有找到一个默哀的人。
汽车喇叭放肆地响着，刺激着我的双耳。虽然这被赋予了致敬哀悼的意义，但是我总是联想到丰体外国安队输球后，一嘴京骂拼命按喇叭抗议的球迷们。在我的正前方是一排三辆拉风的跑车，车中的男女一律打开车门，从车里笔挺地探出身子，高扬着头。我觉得那不像在默哀，而是在为镜头摆一个pose。
我真的想好好地默哀一下。
在广场的一角，我遇到一个叫Tony的外国人，会说一点蹩脚的中国话，带着自己的中国女朋友。他说自己知道四川的大地震，但是不知道今天开始是哀悼日，结果还想来天安门玩玩，本来看到整条长安街挺满了车站满了人，还觉得特好玩，准备拍张照片，但是一听是要为因地震死亡的人们默哀，嬉皮笑脸的他马上放下了手里的照相机，开始规规矩矩地低头默哀。
“不过我女朋友可能没有弄清楚，因为没有几个人在默哀。”
他以为是自己的女朋友搞错了。
坐出租车回社里的时候，那司机说：“我怎么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呢？还不如到时间所有的人放下手里的事情，从房间里从车子里走出来，集体默哀三分钟。现在这样，感觉不太好。”
电视里不断放着各地默哀的群众庄严哀痛的模样。我相信这些出现在镜头里的人们都怀着真切的感情。其实，在那些不那么公开的场合，在没有电视镜头的地方，我听了好几个人说了自己单位的默哀过程，大多庄重。但是我却在天安门广场边经历了一场不十分严肃的默哀。事实上，在这个仪式化的过程结束后，在天安门广场上有许多人自发地留下来，有人痛哭，有人高呼中国万岁。他们的悲伤和激愤都不像是假装。但我觉得这些爱国的人们对逝去的生命似乎还缺乏真正的尊重。
我很不喜欢下午不严肃的默哀。

汶川地震的那一刹那，我坐在北京西站北广场的一个肯德基里喝着可乐吃着薯条看《足球报》，我在等15：48去长沙的火车发车。
然后收到那个消息：我们这儿地震了！
是成都的朋友。
我没有什么强烈的感觉，只当作是一次有较强震感的小震而已。隐约记得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小学，抑或是初中？记不太清了，黄海地震时，舟山还跳了一下下……
然后收到手机新闻，才知道这是一场不亚于唐山惨剧的7.8级大地震，而震中不是在成都而是在汶川。
在火车上，收不到其他的消息，而第二天清晨到达长沙后又赶紧转车去浏阳，采访一天之后赶夜班车回长沙，等住进宾馆，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想睡觉，于是也就没有上网。只是在手机新闻里读到了一些受灾状况和死亡人数。当时我想的是，2008还真是个不祥之年……
第二天早上枯坐在宾馆里等袁隆平的秘书给我要求采访的回话，打开电视，才更直接地了解了一下这次灾难的初貌。我知道报道出来的实在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首先，我发现进入的媒体很少，很多消息和画面是反复使用的，报道力量不够充分；其次，别说媒体，即使是救援队都没能进入地震的核心区域，汶川和北川这两个重灾区的绝大多数区域人力根本难以涉足，那里究竟是怎样的一副场景，根本无法想像；再次就是传输信号的问题，在地震过后不久，网络信号、手机信号都严重受到障碍，余震不断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很有可能做完报道了但是送不出来。
周三晚，在我完成自己的采访之后，去长沙的黄兴路步行街走走。在黄兴广场，长沙红十字会组织的一场爱心救灾的义演正在上演，两辆义务献血车停在一旁，几百个人，男女老幼排着望不到尾的长队等着献血。那是我见过的最长的一列等待献血的队伍，而在我近两个小时以后重新从这里经过的时候，排着队的人还没有轮完，排在队中的有已经等得超过两个小时的人，他一直等着，两个小时里什么都没有做，一心等着轮到自己。
在稍远一些的地方，稍年轻一些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在搞烛光祈福，近百人人手一支红烛，静默地围在一起，在主持人的号召下，人们将红烛举过头顶，星星点点，泪光莹莹。
好几面志愿者的旗帜在广场飘扬，大学生模样的姑娘捧着红烛和募捐箱。
我转了好多圈，最终确信整个广场上所有的活动没有官方的组织者。
在我离开广场，行走到步行街的商业气息中的时候，突然听到从某个店铺里传来了一首暌别十年之久的《相亲相爱》，之后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才突然发现，尽管步行街上每家店铺都还放着歌，但往日喧嚣的摇滚、HIP－HOP、你侬我侬爱来爱去的情歌似乎都听不到了……
早些时候我走过劳动路边的时候，听到一个广播不断在说在抗灾中，党的坚强领导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不怀疑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我们执政党的力量；我也从不怀疑基层党员中善良、勇敢、正直的大多数；只是我更希望听到的是我们呼唤人性的力量，相信民众的良知。这是一场应该由全部人类来面对的灾难，不仅与政治面貌无关，甚至与种族血统、意识形态统统无关。当我们流泪、献血、捐钱、举起红烛祈祷亡灵安息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冲着自己是不是一个党员去的；当全世界都表示哀悼、送来慰问和提供援助的时候，他们也并不都是冲着帮助我们的执政党而来的。当我国政府允许日本救援队入川的时候，我们肯定其中的队员不会都是日本的共产党员，甚至有可能一个都不是，甚至也许有当年侵略过我们的老日本军人的后代，但是这一刻他们主动来帮助我们，而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有些时候，仅仅只是有些时候，我们应该放弃讨论政治，用我们作为一个最普通的人的情感、情绪来面对灾难。
人类有的时候远比自己以为的要懦弱，当然也远比自己以为的要坚强。我曾经想象过，如果我在灾区现场，当废墟中伸出一只血肉模糊甚至白骨嶙嶙的手，我有没有勇气一把攥住，再不放开？当我做这个设想的时候，我不知道答案。
但是我相信我还是会的，绝大多数人，无论平时是多么的怯懦、猥琐、卑劣，在那样一个时刻，都会的。尽管人类总是愚蠢的，绝大多数的我们只会在一场灾难来临之后，才真正意识到生命尤其是他体生命的价值，才会感受到团结和集体的力量，但是，好在，我们还能在灾难来临之后意识到，并且做一些什么。
去做一些什么，承担一份可以承担的责任。好多人看着新闻哭泣，我理解他们，我们社里负责整理地震发生后媒体动态的一个女记者每天看完所有新闻向魏老师汇报的时候，总是哭着说的。我很理解这样的情感。
不过，我们悲痛，但更要紧的是承担。不以任何名义，只以我们同为人。
（16日从长沙返回抵京，下车后连忙赶到社里。宣传部终于解禁允许央视、新华社、中国之声等四家媒体之外的媒体入川，报名后因名额问题，也因倒霉的持续一周的牙疼问题，被排除在入川名单之外，社长说，凡是身体有一点问题的就别去给灾区添麻烦了，尽管我的牙基本已经好了。但是，在北京，还要做好后方，采访在京部委和其他团体组织，及时连接前方接收稿件。除了捐钱献血，我们承担的方式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每一个人都这样，我们的民族就能有一个坚强而冷静的面貌。我们没有理由不坚强，这一次，地震中的人们，即使是那些从废墟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们，他们也都有着令人自豪的坚强的面容）

ps：终于可以贴上来了，前几天MSN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今天坐车经过磁器口附近，看到“新世界”那里树着一个闪着数字的牌子，上面写着“距离2009年新年，还有295天。”
这么早就开始倒数，难道不知道急着往前走，前面不仅有庆典，还有死亡吗？
人们究竟是渴望庆典？还是期盼死亡？

下午做“冰雪·家”的策划，这是我们下一期临时决定增加的封面文章，一切都是匆匆开始，有点不知所措。由于都在京城，很难拿到南方重灾区的第一手素材，不免有些心里没底。大谟提出湖南、安徽是不指望了，干脆趁着广州那边航班还没完全停飞一趟广州。魏老师说算了吧，这个时候就不要出京了，一个是为了安全，一个是不要再给灾区加负担了，多去一个人，就得多出来一份一个人的社会成本，吃住行、用电用水，现在这些都是稀缺资源。
最后魏老师说：祝你们过一个革命化、战斗化的春节——我们都是带着任务放假的。
我现在担心的是四号的飞机，一场不知道现在猫在哪里的大雪说不定就把航班给耽误了。
今天传出消息，为了这次的冰雪灾害，湖南台已经把一年一度暗中叫板央视的春节晚会给停了。我们说央视的春晚不可能停，但是是不是该临时撤换一些节目，以配合当前一片冰天雪地的灾情啊，千万不要又是歌舞升平，歌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繁华盛世了……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实在应该把春晚变成一场义演。如果我们之前没有做得足够好的话，事后怎么也该有所表示了吧？
我们早干什么去了呢？跟SARS疫情一样，我们又面临着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面积灾害性事件，但是真的至于这样措手不及吗？一周甚至五天之前，就在冰雪天气在南方逐渐蔓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的时候，我们绝大部分的政府机关包括媒体在内，仍然在为刚刚结束的各地两会的举办、官员的升迁调任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还在为全国两会的即将召开乃至奥运会的临近鼓与呼。甚至到灾情到了一定的严重程度之后，绝大部分灾区的政府部门的新首脑仍然没有出面。
这种时刻，考较的是政府对重大突发灾害性事故的预判和紧急处理的能力。如果没有这些，人力在天灾面前是无比渺小的。
当然，我们“良好”、“和谐”的舆论环境，惯出了一个后知后觉、只需要把握住舆论方向而无需被舆论抽打屁股的政府部门，这也是事实。这是我们的耻辱。

北京今冬的第一场雪。

出门的时候已是八点，天仍是阴沉沉的，飘着细细的小雪沫。心底居然有一丝欣喜。人行道边和花坛角的积雪被人踩得多了，黑而且凌乱。但是花坛里草丛间的雪却仍然喜人得紧，一丛丛的小草尖包托着一蓬蓬的白雪，翠绿间搁着那种完全不沾一丝外来气息的白。

上车时沾衣不湿，落发即逝的雪沫，待到下车时居然已经斜飞碎舞地成了气候。

到北京已经有些日子了，我都忘了跟哪些朋友说过，跟哪些没有说过。还没说过的又会到这里来的，就算我现在说了。

在一件事情完全没有眉目的时候，我似乎不喜欢拿出来跟别人说起，无论是征求意见还是寻求支持，不知道这究竟应该算是优点还是缺点。

自飞机落地的那一刻起，开始忙忙叨叨地找住处，买家用电器，找熟人，搭关系，寻觅工作机会……直到这一周，连续三个下午去三家媒体谈，虽然没有落实，却隐隐有些希望。突然觉得自己已经融入一种新的生活状态，跟前三年渐渐地割裂开了。

在把大多数东西都放在一个基本确实的位置上之后，我觉得我似乎又回到了一个正常的轨道。所谓的正常，也就是又开始规律地去买报纸杂志，准备按着点去上下班，开始浏览别人的博客，登陆邮箱看和一些删一些与求职无关的邮件……于是，我知道，又是可以开始在博客上絮叨些东西的时候了。

去书店买《故事》的时候，营业员不断地问我：“你要买的是《故事会》？《故事林》？”我一遍遍耐心地讲：“是《故事》，《故事》，董桥的《故事》……”“《董桥的故事》？”
我郁闷极反笑。心中不免暗暗抱怨：文字精雅考究如董桥，出本新书竟起了个“故事”这样直白大众的书名！
读来，却渐渐释然。虽然董桥说的只是这些年来自己访的人、寻的古、读的书，但无一处不见掌故，“无一不是文化历史的侧影”。一个个曼妙人物，在董桥的笔底，舒舒款款往来于历史掩映之间：胡汀鹭、周瘦鹃、郑逸梅、黄宾虹、程小青……一个个精美如亭台轩榭般的姓名，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言行笑颦，喜怒哀乐，都是伏在闲谈间的悲欢离合。恰如书中沈茵舅舅说的那句：“里头的故事就不必细说了！”
许就是《故事》书名之由来。自信如董桥，才能在书上看似不经意地写上“故事”两个字，既不怕不够哗众取宠，也更见书中文字间的情致。
平心而论，董桥的《故事》，不如以前的文字好。那个轻轻把一些东西放进人的心里，像灯影间一个温和的声音娓娓诉说的董桥渐渐有些远了。曾经，董桥关注的是现代人们的精神困境和现实遭遇，林山木先生赞他“学力深厚、博览群籍、关怀世情、洞察人心”，绝非虚赞。
学贯中西的董桥，如今却似完全脱下了西装，换上长衫。他娓娓讲述老年间的故典，细数自己的收藏轶事，字里行间无不透着自诩高贵的优越感。不过你也真不得不服，似台静农、张充和这样对我辈来讲远如隔世的人在他笔下也就是一个个午后到访，浊酒清茶的老友。但一旦端起这个身段，笔笔珠玑的文字，不免带上遗老的气味了。刘熙载在《艺概》中评点五代小词曾有这样一句：“虽小却好,虽好却小”，妙到巅毫。董桥近年的文章，笔力仍然好，却小气了许多，仗着几十年的功底讲究，仍是上品，只是差了一个境界。
董桥未必不识自己的矫情。他说过自己人老了，写出来的东西也就淡淡的看上去平淡的有些絮叨，说他惦挂的“已然不是名利场中过客匆匆的脚印，是雪夜归人推门一看还看得到灯火阑珊处的那份安宁和幽静。”他又说：“文化遗民讲品味，养的就是心里一丝傲慢的轻愁。”1942年生人的董老先生，这种傲慢和轻愁，早成了文章的骨血，改不得，也不必去强求了。
不管如何，总还是爱读董桥。为的是董桥书中句句皆可轻描的画意，泠泠翠意间千年文华风流扑面而来。
不自觉的，突然加倍思念起曾经的高中语文课，念诵“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时的欣喜，钟情丝丝雅致疏散的气韵。羞红面孔的是，仔细咀嚼起来，舌底品咂的文化余香竟都是那些年留下来的。
现时的我们离那千年，实在远了一些。
传统文化的滋润，无分品性，不问阶级，毋论贤愚忠奸，但在其中，皆受其养。隐隐地仿佛人人都如董桥般披一袭长衫，拖着瘦长清雅的身影。
曾几何时，即使像袁寒云这样的民国顶级纨绔，也可以写出“初灯残梦正当楼，明月不知何处有”的纤巧淡艳，即使像石崇这样臭名昭著的腐败大佬，也能吟出“昔为匣中玉，今为粪土英；朝华不足欢，甘于秋草屏”的婉转沉凉……今日，这般还有几人？董桥的生活姿态我们不必艳羡向往，董桥的文字气韵，我们却是无法寻觅描摹了。我偏爱的必是传统文化的遗蕴，恰如“窗外飘着濛濛的细雨，像宋词，像元曲。”宠辱不惊、淡定从容的气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骨——如今鲜见了，周汝昌先生曾经慨叹过的：“只在书册中似乎依稀仿佛知之。”

晚报专栏《千帆过尽》 

“没有比灵魂的单纯更为神秘的事了。”——布莱蒙方丈
这是打开乔治•奥威尔的《我为什么要写作》，看到的第一句话。我愣了一愣。读奥威尔很多年了，无论是政治寓言似的《动物农庄》、还是预言体的《一九八四》，一遍遍地翻，翻得都腻了，但还是会鬼使神差似的去打开书页，可从来没觉得奥威尔的灵魂单纯过。
得是多么偏激的智慧，才能把人性描述得如《动物农庄》般不忍卒睹？又得是多么阴暗的心理才能让一个生存在西方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将极权社会的恐怖揭示得如《一九八四》般活灵活现？拥有这样两本著作，奥威尔早就已经进入了我阴暗型作家的名人堂——没有贬义，只是分类——和卡夫卡、昆德拉并列。
直到阅读《英国式谋杀的衰落》和《我为什么要写作》，我才突然感到奥威尔绝不是一个藏在斗室阴暗灯光下奋笔疾书人性的丑恶，在幽幽的灯影中窃窃冷笑着凉薄世情的“英国病人”。这两本薄薄的小书，似乎完全褪去了奥威尔身上那种病态的苍白，瘦长的脸上顿时增添了几分中年人的通达。
尤其是后者。
原来奥威尔也是会写几篇零碎小文，发发牢骚，谈谈感触，但是冷不丁地就在这些闲谈似的文章中透露着智者气韵的家伙。而且他的智慧里透着那样纯粹的单纯。
为什么要写作？奥威尔自问自答。他分析作家写作的四大动机：纯粹的自我中心、审美方面的热情、历史方面的冲动以及政治方面的目的，并说自己是一个头三种动机压倒第四种动机的人。但一定会令他郁闷的是，使他获得传世声誉的却恰恰是如《动物农庄》般的政治书写。直到现在，绝大多数的人都已经忘记了奥威尔其他的作品，那些充满着阅历与智慧的散文、书评、历史小品……尽管那些确实是“小小的”。
西蒙•黎斯在《奥威尔论》中曾经这样说，如果我们还会去阅读奥威尔那些“非政治性”的作品，“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他们可以对奥威尔的思想和个性作补充的说明，要是用的是另外一个作者的名字，今天是否会重印则是值得怀疑的”。
也许奥威尔分析得没有错。他可以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为什么而写作，但也许他永远分析不出人们为什么而阅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使他誉满文坛，但是用他本名“埃里克•布莱尔”出版的《缅甸岁月》，却乏人问津。奥威尔能用自己的勇气、专致和清晰的眼光成为一位正直的作家，一位独到的预言家，一位精准的分析家，但是他未必能明白同样出自自己的作品前后使用了不同的署名，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受到不同的对待。
或许这就是奥威尔的单纯所在。可能所有的作家都被人们误读，奥威尔将是其中被误读地最厉害的一个。人们终究记住了成就他盛名的政治书写，却忘记了他自始至终，都试图使自己保持纯粹宁静。西蒙•黎斯说：“对于同奥威尔亲近的人来说，一个像他那样有才分的天真纯朴的人显然比一个老于世故的人更加可怕。”这句话在三百年后的今天，却越来越多地变成了绝大多数人心目中“老大哥”那双无处不在的眼睛，以及这双眼睛后面那个苍白病态的“奥威尔”。

“西方古有骑士，华夏昔有侠士，日本旧有武士。三士三道，三种精神，三样境界。然前两者或倏然消散，或远偏江湖，唯武士道绵延不绝，广为流布。由幕藩中堂而城下茶庵，由沙场刀弓而坊间弦歌，逐渐化为一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国民精神的特质。”林少华曾这样说。他是为了向我们推介《叶隐闻书》。
因为近代史上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往，对日本，我一直怀有一种迷惑感。一方面对这个民族一些不可否认的优点抱着强烈的赞赏，一方面却又始终保持着警惕和不满。怀着这样的心态，我想谩骂和故作激昂都是愚蠢的，我们应该对我们的邻居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故欲了解日本，必先了解武士道。”林少华这样断言。他紧接着说：“而这部《叶隐闻书》，正是了解和研究武士道的原典性文本，弥足珍贵。”
这本被誉为武士道《论语》，号称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真正源头的书，是一本很诡异的书。山本常朝把自己的生平过往、武士轶事、其他智者对武士道精神的阐述等等絮絮叨叨地塞进了这本书中，完全是一位老人的做派。而且很遗憾的是，颇有些颠三倒四甚至前后矛盾之处，很难做到圆融无碍。
因此，若是怀着对传说中的武士道的莫名好感，譬如所谓“生如樱花之灿烂，死如落叶之静美”的溢美，那么一定不要来读这本书。你会发现，这里只有一位前武士现僧人（山本常朝著书之时已然出家）的老爷爷，眼见人心不古心痛不已，从而所阐发的一堆牢骚。他不断地告诫年轻人，回头看看以前的武士守则，一定要做一个好武士。大致就是这样。
所以，若想来读一本优美的武士传说，那就干脆放弃这本书吧。即便是《菊与刀》或《武士道》可能都比它好。但是，要想真正了解武士道精神，《叶隐闻书》无疑是最好的一本。
我不怎么相信，这本书是武士道的源头。在本书之前，武士作为日本的一个特殊阶层，必然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礼仪模式、生活习惯乃至思维模式。山本常朝应该是过往智者对武士精神阐述的集大成者。
山本认为：所谓武士道就是“关于死的哲学”。作为武士，理当为死而死。死的目的就是死的本身。武士道就是要切断对于生的执着心。“决死而立，把死恭送给对手；有了纯一的死，生才不会无望。”武士求死，当有“狂”的精神：拒绝筹划，反对思想，不问是非，为忠诚或荣誉，决然前行，一往无前。在我看来，山本的这本书，隐隐成为后来军国主义的重要源头之一。
“隐于叶下，花儿苟延不败，终遇知音，欣然花落有期。”“叶隐”一词由来，源于西行之诗。诗很美，诗中的“苟延”和“欣然”更是武士精神中十分重要的两种状态。茂吕美耶曾说：“樱花之所以跟武士道脱不了关系，在于樱花开得非常干脆，完满地了结其一生，才在落樱时无悔无恨地随风而散。”在山本的理想状态中，武士往往是鄙视苟延，而追求完满和欣然的。我突然想起电影《最后的武士》中，美国上尉内森•奥尔格伦观察了日本武士的生活方式之后，说：“这里人人讲究礼仪，微笑、鞠躬，但在礼貌中能感受到他们强烈的情感……每天醒来便专心将每件事做得尽善尽美。”
这甚至已经带有一丝唯美的气质，不过却是血色的。
决然和缓慢，残忍和礼仪，在日本文化中被结合得那样得严丝合缝，不能不说是一种异数，也恰恰是《叶隐闻书》的诡异所在。
后世的日本人，将山本“武士道”继承发扬了下去。穿着西装、啃着汉堡包的日本人，身上往往都还带着不可磨灭的日本痕迹。这更加是一种异数。
《叶隐闻书》成书于1716年，更早四年，圣彼得堡成为俄罗斯的首都，而托马斯•纽科门已经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活塞蒸气机；在那之后七年，康熙帝驾崩，庞大的清王朝尽管看上去仍然不可一世，却已经在历史的暗流中被卷入了漩涡。世界的历史不可抗拒地走在从近代到现代的道路上。而这个时候，还有一位老人，仍然试图使武士的尊严可以在落日的余晖中得到庄严的敬畏。
对于被异化的军国主义，我们必须立场鲜明地反对。
但对一位老人对本国文化传统的热爱，却不得不令人感到尊敬。
毕竟，在这个西方文化滥觞的时代，我们失落了太多自己的东西。日本民族对武士道这样一种带有强烈变态色彩的文化仍然带着那样强烈的眷念之情，我们泱泱中华，失落甚至主动丢弃的东西，未免太多了。 

 

晚报专栏《千帆过尽》

吴晓波的《大败局2》没有辜负《大败局》。
续集总是为难的。读者口味上的曾经沧海，和作者能力上的后继乏力，都有可能造就一部失败的续集。但吴晓波却试图用自己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一部不逊于六年前旧作的作品。应该说，他做到了，甚至更好。
尽管从来没有高调地宣称，自己要成为撰写专门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商业史的第一人，但无论是《大败局》、《大败局2》，还是随之而起的《激荡三十年》却都宣告，吴晓波拥有这样一颗雄心。
而现在的他，也不过还只是一个39岁，清瘦，貌不惊人，书卷气浓重的中年人——甚至还可以称作是青年。
复旦大学新闻系出身的背景和东方早报记者的身份，使吴晓波在实现自己的雄心时，在资源、性情和能力上拥有了足够的资本。
他的著作拥有最优秀新闻作品的影子。他关注各种细节，并试图从这些细节中组织出一条宏大的线索。在描写“科龙”兴衰的时候，他用这样一段文字开篇：“1984年，在广东顺德的容桂镇，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作试验品，凭借手锤、手锉等简陋工具、万能表等简单测试仪器，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那一天雷雨交加，他独自一人冲进大雨中嚎啕大哭。”这样充满画面感的商业史写作，使人感受到新闻细部描写的无匹魅力。
吴晓波是清晰、敏感甚至刻薄的。他曾这样轻轻地评价：“那些出现在纸上的每个人都是当今中国最显赫的人物，他们在照片上的样子都好凶猛，要么在竭力地说明什么，要么就是得意地炫耀，千篇一律的我没有看到一丝真正发自内心的微笑。”
他也常常拥有一种天真的气质。他会记得女儿问他：你为什么不给周杰伦写歌词呢？他也会告诉朋友，自己每期都会给女儿买《读者》，为的是想看看买到第几本时她会给老爸面子翻一下。
他欣赏有真性情的学术猎人周其仁；也认为顾准、孙冶方、蒋一苇三人把衣钵传给吴敬琏，“如今视之，应该没有枉托后人。”他密切地关注着现实中的娃哈哈达能事件；也不无鲁莽地为未来断言：“再也不会有德鲁克了。”
吴晓波说：“我希望我的创作不致于辱没了‘中国崛起’这个当代最伟大的神话。”应该没有。尽管他的《大败局2》只是比六年前尚显粗糙的《大败局》精致少许。但是明显的，他正在用自己的努力，使内心深处的那颗雄心更加蓬勃地跳动。他有勇气面对“写作手法却似乎是非商学院式的”这样的评论。事实上，在中国商业案例写作滥觞的今天，2001年出版的《大败局》却仍然是几乎所有大学商学院最主要的推荐读本之一。
尽管吴晓波只是一个记者，但是他却总是让我不自觉得想到阿尔弗雷德•钱德勒——这个从少年时起就宣称自己将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为研究商业史提供了最具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文本的迷人思想家。
也许吴晓波的最终雄心是成为一个中国式的钱德勒。不管是什么，有雄心，真是一件妙事，如果雄心之余，还有能力且足够用功，那则是妙不可言。